唐德刚先生曾提到，美国的博士学位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故博士论文的质量很高；有些人终其一生做研究，其后的成绩却再也无法超过博士论文的水平。
纯属机缘巧合，近日得到一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论文中文译本，名为《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作者林伟然。据译者李玉华《译后记》所述，林伟然“与共和国同龄”，1997年去世；1996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是在台湾和大陆均鼎鼎有名的林毓生先生；《译后记》提及“我们大学的同窗好友”李公明已“功成名就”，则可推测作者1982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译者李玉华为作者遗孀。
在这个网络资讯极大丰富的年代，小有名气之人无不能在互联网上查到相关资料，只有这位林伟然先生，在各大搜索引擎几乎查不到任何踪迹。键入中文“林伟然 威斯康星”或其他关键字如“林伟然 林毓生”等等反馈都是零。用作者英文名字和论文英文题目在互联网检索，总算找到唯一一处引用，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学者的著作的脚注中。按一般经验判断，如该论文已在美国公开出版，似乎引用次数不会如此之少；另据以往阅读所知，似乎美国的博士要在论文出版后才正式授予学位（如胡适的“假博士”风波所提示）。再搜，似乎同在威斯康星州的马凯特大学曾有一名叫“Lin Weiran”的学生，学习年份在1988-1991年，因无其他资料而无法确证。看来，这也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只不过失踪在北美大陆。
《译后记》自述其家庭在美的奋斗史，十分感人。作者于1997年去世，“当时，我们唯一的女儿才十二岁。承受着丧夫的悲痛，我不仅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还要即为人母又为人父。生活在中西文化的边缘，我像很多在国内接受完正式教育才出国的家长一样，常常感到不能与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完全沟通。如何帮助孩子走出丧父的阴云，是我当时最大的难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要陪伴在孩子的床边，直到她沉沉入睡，以便她被噩梦惊醒时，身边还有摸得找着的亲人可以给他安慰。此后的5年，保证孩子身心健康，培养孩子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日复一日，我奔忙于我的电脑系统工程师的工作、女儿的钢琴课、女儿的网球比赛，还有她在美国学校里那些大量的科研工作和社会活动，我不时感到心力交瘁，疲于奔命。2002年，女儿终于高中毕业上大学了，这不仅意味着她的长达成人，最令人欣慰的是，她不仅以全校第一的最好成绩毕业，而且还获得了美国总统青年学者奖，这一美国高中毕业生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恐怕这也是冥冥中伟然的在天之灵呵护着女儿的成长……”
著名党史、国史研究专家廖盖隆1988年在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书写的序言中曾郑重表示：我们都不愿意“‘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现象出现。”20年过去了，廖教授的愿望实现了没有呢？恐怕未也。林伟然在本书第一章开头即说：
“据统计，西方社会出版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研究书籍和文章必中国近代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研究著作都要多得多。”而起码在近十年来，中国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著作，应该是相比任何近现代史的其他时期要少得多。前辈学者愤愤然的“敦煌学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先例，似乎有在此领域重演的趋势。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林伟然有着纯国外学者所缺少的无可比拟的优势，很容易用自己的经验直解否定一些“隔靴搔痒”式的理论推导，当然这不等于他所提出的解释就是无懈可击的。
作者依次否定了国外学术界对文革所作的三种解释：权力之争说，革命理想说和社会冲突说。作者通过对文革前《中国青年》杂志、文革前期“传统”阶级斗争理论、文革晚期“新”阶级斗争理论及其流风余韵的系统考察，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说”，即：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的“由统治政权和人民中的大多数都支持和赞同的意识形态”，是这场运动的动力。
最有趣的是，作者对文革前《中国青年》杂志进行系统研究的结果，发现了“旧的阶级斗争理论教育的积极影响”（第26页），它起到了巩固党的领导、推进社会改造、加速经济发展（通过职业道德的提升）的作用。作者认为：“阶级斗争理论强化的同时变成了对生产发展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第53页），“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相当惊人。在1950年到1977年之间，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13.5，这比在那一阶段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的年增长都高，它的速度比任何国家，在任何可以相比拟的工业化的速度都要快得多”，“在这里，应该被特别注意的是，阶级斗争理论的重提和教育，在中国能取得这些辉煌成就，使理想变为现实起了重要作用”（第54页）。作者对国朝经济发展中利用剪刀差“剥夺农民”、高投入低效益、表面增长不能转化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些方面未加注意，不幸掉进了“工业生产总值”的陷阱，惜哉！
旧的阶级斗争理论，重点在于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及划作对立面的其他阶层如之时，由党组织发动群众加以斗争，以保障社会主义成果。而由毛泽东在文革前期所启示、由部分造反派所发展的新阶级斗争理论，强调的是反“党内的走资派”“当权派”“特权阶层”等，矛头所指，则是以前以“党组织”面貌出现的曾经绝对正确的官僚体系。作者在本书中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根源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压力未能作出深入分析，只是简单地提出了毛的民粹主义倾向对发动群众闹革命的影响。
书中引用了大量文革期间非正式出版物如红卫兵小报对“特权阶层”滥用权力、生活腐化的揭露，其可信度需要打点折扣，然而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遗憾的是，文革非正式出版物的汇编，只能在海外才能找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旧话又要重提。据说在文革初起之时，美国相关机构已经派人在罗湖桥出入境大厅外向回乡探亲的港人搜集此类“情报”，用一句老话来说，真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些揭露，略举数例，目的在反映造反派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的强度，其真实性无法保证。凡出现人名的地方，用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代替：
“一篇文章描写前广州市长ZS的房子是这样记录的：ZS的豪华房子里有四个大衣柜，每个价值800元，三张席梦思床，每张价值600元，一张桌子价值800元，一张价值几百元的沙发，两张价值各3，000元的地毯。六把电风扇，一个电冰箱，和一个电炉。还有两个照相机，九个晶体管收音机，一个留声机和一个录音机。报告同时还揭露了ZS包租了广州最好的宾馆的一层作为他个人的住处，他还用公家的钱举办了很多豪华宴席。广东省的党委书记ZZY，据说有自己的私人体育场。南方局党委书记TZ被控告为他个人建造了一座豪华房子。”（第118页）
“TZ到工厂劳动时，宣布他不吃肉，以便表明他和工人生活的一样。但事实上，他花了不少于10，000元在吃人参，这些钱可以‘买10，000斤猪肉’。”（第120页）
“文化大革命以前，广州的学校被分为四等。广雅属于最高等的学校，一些干部子弟虽然他们的分数连最低等学校的入学分数线都没有达到，却仍然可以进入广雅中学。例如，一个干部的孩子，他的数学入学考试只有零分。却仍然被招入了广雅。”（第122页）
放在今天，市长的这些东西难入富人法眼。市场经济给了更多的人一个享受物质、分享权力的机会，宜乎激进主义、平均主义在改革后逐渐失去号召力。因之，作者将文革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新阶级斗争理论及其衍生物（大民主、巴黎公社模式、反特权）当作未完成的“启蒙运动”，是笔者不能苟同的。与五四相比，这一阶段的某些思想火花，既未达到相应的高度，亦缺乏可操作性；何况，由精英来“启”群众之“蒙”，在当下恐怕是“政治不正确”的单相思。公民的自我解放才是正途；若火候未到，点火者只是自焚而已。
作者的结论，倒是极为耐人寻味的：“文化大革命的流产，使中国人民不但放弃了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探究，同时放弃了思想意识形态本身。而抛弃了思想意识形态，也就放弃了逻辑的论证及理性的思考。没有一个牢固的道德基础，中国人民只能从属于一种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的支配。”或许是受制于博士论文的格式，作者没有由此作进一步的引申，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正是在文革中，群众对道德、理想、精神追求的热情被过度挥霍，耗尽了所有的能量，才使得今日的市场经济体系带有一切“庸俗”的特征，精神追求在受到极度嘲弄之后的强力反拨，是对物质的极端崇拜和对道德的不屑一顾。今日中国的犬儒主义，乃是文革非自愿怀孕的产儿，而播下了龙种终于收获跳蚤，经手各方似乎皆脱不了干系。